主页 追思忠仆黄得恩弟兄 黄得恩弟兄访谈:《死而复活的大陆教会》
以巴錄
发表于2019-03-23 15: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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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鲁汉弟兄于1996年根据几次对黄老弟兄的录音访谈之后所整理的文字稿,有繁体和简体PDF版,请使用这个链接联系获取。



目录

一﹑从历史看中国教会所经历的磨难

二﹑中国教会先天的不足
1﹑儒家思想的影响
2﹑新神学对中国教会的冲击
3﹑外国差会工作的失误

三﹑文革后中国教会复活的经历
1、扎实的生命根基和内在生命的需要
2、信徒对教会有了清楚的认识
2、信徒里面有荣耀的灵

四、中国教会的前景
1、人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改造基督教
2、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
3、中国教会未来的道路是什么
4、中国的政治能够给教会有多大的宽容
5、关于如何看待“三自”

前言

近十几年来大陆教会的复兴令海外的基督徒震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全国性的灾难期间,基督教好像完全消声匿迹了,不是基督徒不见了,而是基督徒的集合体--教会--在地上失去了公开的﹑集体的活动空间和见证。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未期,大陆的教会,尤其是以家庭为聚会地点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好象从死里复活一般。这恰好印证了圣经的话语:“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诗71:20)和主的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16:18)。

黄弟兄历经了中国教会复活的前前后后,愿意将所看到和领悟到的分享给读者,但愿荣耀归给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真神(弗1:11),同时也愿大家为大陆教会多有祷告的负担,使大家对大陆教会的帮助合乎神的心意。

一﹑从历史看中国教会所经历的磨难

福音在中华的传播,历世历代都受到撒但百般拦阻。中华书局曾出过一本书《一二五〇年前的基督教》,论述景教以前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其中提到在江西内地的吉安(靠近井岗山)明太祖洪武年间发现的一个用铁铸成的十字架,上面还铸有对联,称颂主耶穌的救恩。考古的人根椐十字架上铸的年号--赤乌(孙权的年号,主后182-252)--认为早在三国时期,福音就传到了江西的内地,那里有礼拜堂,有铁十字架,可见福音传播得如此深广。

但是不知何故,这样深广的传播还是停滞了下来。直到唐朝的时候景教传入中国(“景”是光的意思--主耶穌是光)。后来由于政治的影响及景教的传教士吸收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加上他们自己的信仰不纯,真理混乱不清,景教最后自然走向衰微。到了后来,福音又流传于住在贝加尔湖边上的也里可温人中间--蒙古人统治中国后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在当时也很兴旺,现今江苏省镇江市著名的金山峙曾是元朝时的十字峙--基督教的礼拜堂,他们那时已经翻译了新约圣经。到了明朝,福音藉着天主教传入;直到清朝,福音藉着更正教才在中国传开。

然而即使在这些年间,福音的传播也几度受阻,尤其是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以后,推行“战斗的无神论”,使中国的教会面临来自政治﹑哲学等各个方面的冲击。所有的人,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要被强迫接受无神论的观点。当时弟兄姊妹有一个说法:文革前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但现在对于基督徒则是“七反八反”--反来反去总是要反到基督徒的信仰上来。所以说中国教会在这段期间所面临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无神论者的目的是利用各种的运动限制和削弱基督徒的信仰,1952年的控诉运动就已经把基督教整得很厉害了。

经过这样的冲击,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经过五五﹑五六年的“肃反”运动,大批的基督徒被投入监狱。到了五八年,经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教会从数量上大大的减少,例如,上海二百多个礼拜堂减为二十几个礼拜堂,教会内部在质量上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三自”运动以来,教会由不是真正信主的人掌握,一些违背圣经教导和原则的事情也公然显露出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形的教会更是荡然无存:礼拜堂被用来作工厂或其它的用处,有的干脆被拆掉,圣经赞美诗,属灵书籍被烧掉,出版这些书籍的单位也全部被撤消,一切荡然无存。

二﹑中国教会先天的不足

解放前的中国教会,特别是受外国差会支配的教会,有几个地方先天不足。就是在这些先天不足的光景下,神借着一些对主有忠心的仆人做了部份纠正的工作,这些工作为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的暗中被保守和文革后的复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儒家思想的影响

那时教会的传道人以儒家的观念为主导,在讲台上总是要讲一点“四书五经”。这样的传道,往好的方面说,是以儒家的思想来佐证基督的真理;往坏的方面说,那就是用基督的真理去附庸儒家的思想。例如,当时的传教士,甚至像“内地会”那样有纯真信仰的传教士,每人都要读“四书五经”,而且还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一直到1940年,他们才停止这种考试。在中国有名的一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广东省东莞县礼贤会的传道人)是一位博学之士,他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了一部《十三经注解》。这也难怪他们在传福音或讲圣经时开口闭口的“子曰”,好象不如此就不行了,就不能顺应当时的潮流。

实践证明这是“下策”之举。实际上那些读儒书的也没有很多人因此而信耶穌的。因此这种把基督真理附庸于其它哲学思想的作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最近海外的基督教圈子里也有人大搞中国文化研究,恐怕又会重蹈覆辙,恐怕又会枉费精力,一点也不能让中国上层的人物悔改信耶穌。我们知道,人悔改信耶穌不是靠我们把儒学讲得多好,多透澈,而是看我们能否把十字架的救恩讲得多深,多透。

2﹑新神学对中国教会的冲击

到了二十年代,各种背景的教会大学和神学院整个被新神学所笼罩,所控制。导致很多人不信神。当时有的传教士就愤而出走,离开原来所在的单位,比如Hayes博士离开齐鲁大学,开办了华北神学院;Lankin博士离开东吴大学,开办了华夏书院。由于金陵神学院成了新神学的大本营,贾玉铭等出来另办金陵女子神学院(抗战开始后转到上海开办灵修神学院)。另外还有一些新兴的神学院。神也借此使用中国信徒开始了各种的工作,比如有蔡淑娟小姐参加的庐山夏令会,这个由“司徒佈道款”所支持的聚会,几次请到世界着名的有纯真信仰的传道人来,特别是请到太平洋地区有名的学者Wilson博士来证明圣经的权威性。这一系列的工作使新神学派的冲击受到抵挡。

在中国信徒中间,神也兴起了一些祂所使用的器皿,比如早期的李叔青(李政道的曾祖父)和谢洪賚弟兄,接下来又有余慈度姊妹和王载﹑贾玉铭﹑倪析声等,以及“上海伯特利佈道团”的弟兄姊妹们,后来宋尚节博士也加入伯特利佈道团(以后又单独工作),等等。这么多的人和工作被神兴起来传福音,就把教会的根基打稳了,使得多数信徒知道什么叫作“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靠着这个扎实的根基,才使得大陆的教会经历49年以后那么空前的试炼。

3﹑外国差会工作的失误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宣教士,他们的热心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无意中导致了一些人的“吃教”现象--就是靠入教从教会中得物质利益。有的人靠着教会在社会上取得了学位和地位后,就断然不来教会了,也不要信仰了。那时差会建立的教会派出的留学生在海外得学位的多得很,但回来在教会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

外国差会的特点是有钱,有人才,有健全的制度,因此他们在大陆发展的信徒和建立的教会难免产生依赖差会的倾向。无论是在人事安排﹑经济分配和行政体制等方面都是如此。这种过份的依赖也自然地导致教会不懂得如何以寻求真理的态度和使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很多事情。特别是当差会自己被新派神学控制的时候,他们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也自然走新派神学的道路。这个弱点就成为后来“三自”运动发起的借口之一。而一批新神学思想体系的人也就构成了“三自” 运动的核心阶层。

三﹑文革后中国教会复活的经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大陆教会的复活开始于七十年代未期,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这次复活的特点很奇妙,带头的是那些有生命的信徒。八十年代初期杭州的蔡文浩牧师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价这次复活,他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教会的复兴,传道人没有功劳,反倒要向弟兄姊妹认罪。因为这次复兴是神使用弟兄姊妹的结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多数的传道人改行了,比如去教英文;少数的被政府抓去关在监狱里;还有的否定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这一次复兴跟基督教以往复兴史中历次的复兴都不相同。过去复兴史中的复兴是靠祷告聚会,或几个奋兴家,或几个神所重用的大仆人而兴起的。而这次发生在中国教会的复兴,是神使用广大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在圣灵的催促下纷纷自动地起来事奉主。从这次的复兴,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

1、扎实的生命根基和内在生命的需要是这次复兴的起点

由于神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直到“解放”以来,兴起了那么多的工作,也出版了那么多的属灵的书刊。比如盖恩夫人的内在生命之道路的书籍也介绍进来了。这个介绍,非常重要,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十字架的道路,里面与神交通的道路,里面爱神和背十字架的道路。上海福音书房﹑浸信会书局等也在那一段时间出了大量的书籍,广泛供应各地的圣徒。另外,还有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各个层次讲生命之道。由于这些扎实的工作,生命的根基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虽然其间有些拦阻,但基督的生命已扎根在人的心里,新造的人已在里面成长。外界和外面的环境给人的印象都好像是衰弱,但里面的人却越经试炼越加刚强起来,这就为教会的复活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这个扎实的生命在复活期间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要聚会”。我知道的浙江省肖山县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自动地起来聚会。由于当时政府的限制,他们只能悄悄地在半夜和凌晨聚会,但仍不免被发现。女的被抓到了,头发要被剃光;男的被抓到了,要被强迫劳动;有的还被剥光衣服,在冬天被推到桥头上受冻。类似这种的迫害在全国各地东南西北都普遍存在。但是奇妙的是,这些迫害不但不叫受迫害的人退后,反而更激励那些退后﹑冷淡的基督徒;这些人原本想马马虎虎地作基督徒,但看到弟兄姊妹们为主受苦,为主站住,更使他们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这样,城市农村的基督徒纷纷起来聚会。比如在福州有厦门大学和协和大学的两名大学生(堂兄弟)在临近郊区兴起一个聚会点,居民委员会﹑民兵﹑公安人员知道了就常常来抓人。由于福州人房子里铺的是地板,平时擦得干干净净,人进门都要将鞋子留在门口,这样聚会时遇到公安人员闯入,就很被动。后来他们聪明了,每次聚会就将鞋子带在身上,并坐在鞋子上听道。抓人的来了,他们穿上鞋子就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聚会!

有趣的是,农村的有些干部来聚会点抓人时,发现自己的母亲在那里跪着祷告,还有妻子,甚至妹妹和孩子都在那里,有的干部就心软了,装腔作势地吓唬几句就走了。但有的就命令下手打人﹑抓人。感人的是,被关起来的人继续传福音,结果令干部们更头痛,因为关在号子里的人带领这个号子里的其它犯人信主,换到另一个号子,他又带领那一个号子的人信主。最后,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将人放了,因为怕他将整个监狱的人都带领信主--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在拼命地传福音!

有一个姐妹被抓住了,被罚劳动改造。她反而禁食祷告十天,令她的丈夫都担忧,怕她吃不消,但她却说:“不要紧,主有话给我,这一次就是要满十天。”到了第十天,她被强迫超负荷地劳动,但她靠着主挺过来了。奇妙的是,这超重的担子一过,他们对她的迫害反而停止了。这只是发生在普通信徒身上的,不是什么所谓的传道人。教会就是借着广大信徒,不顾一切地爱主的行动,来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另外,这个扎实的生命除了寻求聚会和交通外,还寻求真理。生命和真理是分不开的;离开了生命的真理也不是真理;没有真理的生命也不是真生命。弟兄姐妹在那一段时间把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全部都摆出来了。无论是福音真理,造就真理还是教会真理都用上了。复活的生命促使所有的人传福音﹑传真理之道。

2、信徒对教会有了清楚的认识

从前,一般人将教堂看作教会;现在,教堂没有了,那么有没有教会呢?有!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基督和信徒。因此,他们在家里聚会:没有传道人大家都作传道人;不知道聚会应采用什么方式,就靠圣经和圣灵的带领,就收听福音电台。对教会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局限于有教堂才有教会,那么在文革的后期教会真是荡然无存。但感谢主,教会仍顽强站立,无论是家庭,还是山林和露天的麦场都是聚会的场所。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将自己的家空出来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在农村,家就是工场,工具和粮食也都屯放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要把堂屋空出来要费很大的事。我亲眼看过一个老弟兄将他的家腾出来作聚会用,礼拜六就开始往外搬东西,到了礼拜天早晨,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已搬到外面去了,空空的,好摆上凳子,然后聚会完了,再将所有的东西搬回来。这还不算什么,更难的是要冒房子被政府拆毁和东西被政府充公的危险,叫人倾家荡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姊妹真是爱主爱教会,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见证,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聚会。这样,人的制度看不见了,人的安排看不见了,圣品阶层也看不见了。但人却在那里看到了教会,看到了主真是教会的主。比方一件很小的事情:如何收奉献。58年以前,只有少数的教会采用奉献箱,而大多数都用传送捐袋的方式收取奉献。但是很奇妙的是,在文革以后,连“三自会”的礼拜堂都取消捐袋而采用奉献箱,因为所有家庭教会早已这样做了。

家庭教会这样得兴起和福音这样得兴旺造成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一得救就开始向他的家人传福音,使得全家得救。神迹奇事也很多。但这种的神迹奇事不是靠某某个人有什么恩赐,而是靠教会的祷告。连初信的人也会祷告,也看见神蹟奇事发生在他身上。这与现今海外那种“神医家”的医病很不相同。老实讲,很多的“神医家”是有水份的,他们所作的好象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成为一种敛财致富的办法了。这是在末了的时代,我们要防备的。

由于信徒对教会的认识清楚,他们传福音的热忱极高,不惜任何代价。很多南方农村里的信徒是自己做工﹑种田,等到赚得足够的钱并安排好家庭以后,就在教会的打发﹑祷告下,两个人一组地去黑龙江﹑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传福音。直到所带的钱用光。有的时候在传福音时被政府抓到,就挨打,被投进监狱里或钱被没收,只给一点路费,然后被押送回来。可是这些人回来后,还是要去传福音,毫不灰心。有的人不光传福音,还做跟进造就的工作,比如,带领新信徒中比较有追求的人到自己的本地住上几个月,以便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如何早起祷告,聚会,如何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有话语供应,等等。外地的新信徒体验了教会生活以后就回去再带领其他信主的人。

什么是差传?这些平信徒所做的就是差传,而且是有效的差传!当然有些地方的做法令人担心,比如河南省有些年轻的姑娘,二十岁不到,就两个人一组地出去传福音,精神虽然可佳,但此做法不宜鼓励。据我所知,从浙江省出来的都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大多数成了家,即使没有成家的,也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另外,这些成熟的信徒出去,大多带有一定的技能,如弹棉花,做木匠等,因此他们的工作可以维持长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正确地认识什么是教会非常重要。如果神的工作被人的制度和组织限制住了,信徒就没有办法自由地传讲福音,往前迈一步都不行,更别谈去千里之外传福音了。

3、信徒里面有荣耀的灵

罗马书8:18和彼得前书4:14都提到信徒内在的荣耀的灵。在这一点上,现时代海外的传道人常有偏差,过份强调外在和有形的荣耀,而忽略了由圣灵内住而带给信徒的内在荣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基督徒若看不到神在我们心里啟示给我们的荣耀,那么谁都不能站立得住。一个基督徒要看到福音的荣耀,恩典的荣耀,神旨意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教会的荣耀,教会前途的荣耀,基督徒的荣耀。神借着福音呼召了我们,就是要我们进祂的国,得祂的荣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大陆的基督徒就已经受到迫害,被关押在监狱里。这种无休止的安设罪名或人身攻击虽然让他们饱尝了羞辱甚至受死的苦,但反而更在里面有了基督荣耀的灵。

因此,神的儿女在教会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荣耀的灵,信仰都会出问题,不要说为主受苦﹑走道路,连持定信仰都要出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持定信仰?因为我们的主是在万有之上的主!有一个实例: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外调人员一次到监狱里戏弄一个基督徙。他们高声地向他提出挑战:“你的神在哪里啊?礼拜堂都没有了,圣经都烧掉了,你的神在哪里啊?!”但是那个基督徒坦然地告诉他们:“我的神在万有之上,我的神也在我的里面!”什么是荣耀的灵?这就是荣耀的灵!如果我们的神比万物还小,那还有什么荣耀呢?!如果我们的神不在我们的里面,而都是一些外面的东西,那有什么荣耀呢?

另一个实例:在文革期间的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殉道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弟兄出去倒la ji,正碰上殉道弟兄的妻子,她也出来倒la ji。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人们相互之间都不敢讲话。殉道弟兄的妻子看到周围没有人,就对倒la ji的弟兄说:“我背给你听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据那位弟兄后来亲口对我讲:“我真是看见我们的姊妹的脸上发出荣光。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美﹑那么荣耀的脸!” 假如她心中没有荣耀的灵,自己的丈夫被镇压﹑被枪毙,那她会羞耻的不得了,连头都抬不起来,因为整个社会都瞧不起她﹑排挤她。但是感谢主,她却站立得住,不光站立得住,而且是充满荣耀的站立。正是靠着这荣耀的灵,无数的基督徒得以为主作更美好的见证。无论是面临挨打﹑抄家﹑被判重刑﹑枪毙,这些基督徒的里面都会充满着主的荣耀。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被人拉去挨斗,到处游街示众。有一位公安人员对她说:“你倒满出名啊!”她回答说:“我出名是你们促成的,我算得什么?是你们把我拉去东斗西斗使我出名的。”我们要知道这种的挨斗可不是简单的,至少要被剃头发的,女的被剃头是很羞耻的事。

因此我们基督徒信主就要信到荣耀里去!不但将来进入荣耀,现在我们里面就有荣耀,因为我的主是荣耀的主,我们的主是永远荣耀的,祂什么时候都是荣耀的:祂被钉十字架时是荣耀的,祂戴荆棘的冠冕时是荣耀的,祂在十字架受羞辱时是荣耀的,祂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是荣耀的,今天祂让教会所受的苦也是荣耀,祂让我们个人受的苦也是荣耀!

我认识一位主里的弟兄,在劳动改造时要他一个人完成晒桐子的任务。开始时天热得要命,脚底下的地面滚烫得不得了。突然,天气转阴,他需要赶快把桐子收起来,一个人忙得汗流浹背,没有别的人帮忙。就在这个时候,主将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赐给他:“我想现今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不足介意!”立刻,荣耀的灵就充满了他:“啊!荣耀啊!”

如果你要问我们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是否会埋怨政权,他们会回答:我们不埋怨。我们怎么会埋怨政权呢?我们不埋怨,我们不埋怨任何人,越受苦越不埋怨!连出卖我们的犹大也不埋怨﹑也不恨他。为什么?因为受苦是件荣耀的事!他们能够有份于主的苦难,能够效法主的苦,而且是学一点点,这是主的恩赐,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主看得起他们,才将祂受苦的荣耀分给他们。这是我们在基督里被接纳的标誌。我们所受的苦比起主所受的算得了什么?一想到主,什么苦都不算得什么!所以好多弟兄在挨打﹑被囚﹑生病等等的情形下都毫无怨言。不仅他们自己没怨言,甚至他们的儿女都毫无怨言,连他们的妻子都不发怨言!这很稀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荣耀的灵:十字架的荣耀﹑复活生命的荣耀﹑主再来的荣耀﹑神旨意的荣耀。所有这些,在圣经里﹑在他们的里面都是真理,也都是事实。

四、中国教会的前景

复兴的中国教会在起初是很简单的,只有家庭教会。但是到了1982年,“三自爱国会”开放了一些公开的礼拜堂,吸引了一些基督徒去聚会,而且,这种“官办”方式给一些心有余悸的人有点“安全感”。

说到中国基督教,不得不说“三自爱国会”。说到“三自爱国会”常常让人感到扑朔迷离,但是,了解一下其真实名份,看看清楚它的原始结构,读读它的新旧规章,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三自爱国会”最初全称是:“中国基督徒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政府给它的定位是爱党爱国的基督徒革命群众组织,政府从来不把它称为“教会”,反而许多的基督徒糊里糊涂地称其为“三自教会”。

“三自爱国会”最关键的发起人叫丁光训。秘书长叫李储文则是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丁光训在自家客厅供奉佛像,在公开出版的丁光训全集里公然咒骂上帝是“暴君”。李储文文革暴露出来他原来是中共高干,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外事办主任。后调任中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相当于副部级。“三自爱国会”的章程里反复规定:不许向党员传福音,不许向18岁以下年轻人传福音,不准…,不准…。这些,全是官方公开资料里的白纸黑字。知道了这些真相,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还需要再讨论什么“参加”不“参加”,“退出”不“退出”吗?

1、人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消灭基督教,其过程是把基督教先变成政治的工具

唯物主义者早在法国革命时就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是要使基督教(主要指当时的天主教)把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收缩,以期达到将其压制﹑排除的最终目标。到了后来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的愿望是让一切的上层建筑都为政治服务,而宗教正属于上层建筑,所以必须要服从于政治,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基督教要存在,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若不为政治服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必须打倒。基督教若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需要被改造,一直改造到完全能够为政治服务,这是一定的。若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要想得到政府的保护和许可。从政治的角度看,基督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跟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样,要被限制﹑利用﹑改造,以至最终被消灭。

2、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奉公守法,在社会上作个好公民,就是我们对政治的一个适可的回应。如果政治要插手到教会来,要来控制聚会,控制与信仰有关的事情,教会就不应该接受。哪怕是为此付上代价。对这一点,恐怕海外有的基督徒不太了解,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政府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要求就是要教会为政治服务,完全受政治的控制,以至于最终归于灭亡。

海外的有些基督徒常常很欣赏中国政府对“三自会”礼拜堂的管理能力,好象在这样的管理下“三自会”礼拜堂会大大兴旺,因为每间礼拜堂都挤得满满的。是,礼拜堂被挤得满满的是事实,但为什么挤得满满的?拿上海来看,原来有两百多个礼拜堂,而到文革后只有二十几个礼拜堂,人口还增加了,怎么会不被挤满呢?当然,信徒的增加是一个因素,但礼拜堂的数目大大削减这一事实,却是很多人没考虑到的。再比如,福州现在有几个礼拜堂呢?15年来从两个慢慢的增至六个,而原来就有十几个礼拜堂!现在内地的中等城市呢?有15年来从一个加到两个,而原来有十几个!

有人会说:不错嘛,十字架还是有人在传。是这样,但是钱谁在管?政府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十八岁以下的人为什么不能进礼拜堂?为什么可以随意撤换传道人?按什么原则撤换?是圣经的原则还是人制定的原则?总之,“三自会”礼拜堂究竟谁在管?

这一切的现象说明,中国的“三自会”礼拜堂到现在依然是政教合一的表现形态。这种形态很特别,在苏联没有,在东欧也没有,这是中国的新创造。也有人自称“三自”是官办“教会”,他们并不以此称谓为耻。这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到“三自”教会聚会的人是善良的基督徒,但我们所分析的是这个组织的本身。有人可能问:他们以后会不会改变呢?对此我们不能下断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三自”是政治控制教会的产物。政治不变它不会变,政治变了,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3、中国教会未来的道路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探讨这个课题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教会和海外的教会等量齐观,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两者的背景完全不同。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圣经曾经明确地预言到宗教的巴比伦﹑异端问题﹑政教联合的问题,而中国教会同WCC(世界基督教联)发生密切的关係。自1949年以来,在基督教的头面人物中,所谓“新正统”信仰的神学占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搞的还是“新神学”。举个实例,在“三自” 的内部刊物上曾登载八十年代全国“三自” 几位领导参加世界基督教联(WCC)蒙特利尔会议,他们在会上发表了“人民神学” 的观念,也就是以服从马列主义实质的神学观点。这就是“宗教巴比伦”和“纯全”教会的分岐所在。异端的氾滥是末后时代的必然现象,其中包括邪灵的冒充和出轨的“灵恩”运动(以假“方言”代替圣经,取代基督;假冒圣灵等等)。所有这些混乱都是教会路途中必然出现并继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付上更大的代价来作分辨﹑防止﹑抵挡﹑争战﹑澄清的工作。对付这些,我们只有靠着主在个人里面的催促,使弟兄姊妹在见证上忠心,因为时间不多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守住所信的道实在是重要。

4、中国的政治能够给教会有多大的宽容

对此,我们不敢下断言。当然我们都希望中国的政治开明,希望政府的各层人士对家庭教会坚守真理的态度有更多的理解。这里我要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干部曾对一个基督徒说:“我怎么能够反对家庭聚会呢?你们对信仰的追求并不一样:有的人可以一年做一次礼拜;有的人一个月做一次;有的一个星期做一次;但是有的人一个星期一次还不够,每周有几次聚会就去几次。这样我怎么能反对阻止得来呢?再有,每周只有一个礼拜天,各个工作单位的休息日却不一样,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但礼拜堂却只有礼拜天一天的聚会。还有不少老年人从家里去礼拜堂聚会,路远,不方便也不安全,但若去家庭聚会却可以就近参加,对休息日不同的人也方便。考虑到这许多情形,我不能禁止你们搞家庭聚会。”

当然这是比较开明的干部的看法,但更多极左的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坚持说:宗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封建的东西,是反科学的。连“三自” 的头面人物也是如此,像1958年在上海准备献堂﹑合并时,“三自”的秘书长李储文作报告,讲〈属灵派“十大”罪状〉,就是:“反科学﹑反进步﹑反党﹑反革命﹑反苏联﹑反卫生﹑反文化……”--连“卫生”都说成是属灵派要反的。他说属灵派是帝国主义的预谋,潜伏下来替帝国主义服务。他们就是这样给信基督的人定性的,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持守真道,就更加没有见证;如果一直妥协下去,我们的信仰就完了。所以中国信徒对此所采取的态度是:我们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我们只是信耶穌,我们只是作基督徒,按着圣经的原则聚会,除此之外,别无它求。如果偏要加上罪名关我们在监狱里,可以,但是我们没有犯你们所说的任何罪状--我们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不反对政府,我们不是搞革命﹑搞政治的人,我们只是纯正信仰耶穌的人。

对于这样的回应,有的政府干部有认识,虽然认识的不全面,但是抓住了核心。比如有一个市委宣传部长,有一天讲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是唯基督论!”我们听了很惊奇,因为我们的确持的是唯基督论--有一天万有要归于基督,万国要称祂为主。当然我们唯基督并不是不要人执政﹑开机器﹑搞社会改革。但是我们承认一点:万有以基督为主。我们虽坚持这一点,但并不排除人间要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基督教不过是人的一个组织,别的人的组织都可以改造,难道你基督教就不可以改造吗?最近一地方宗教事务处的一位很有文化水准的干部曾问过一些信徒:“你们可不可以改变一点呢?”一位弟兄答覆他:“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点也不能改!”这位干部马上说:“这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你们绝对不要改变你们的信仰。”这只是有见识﹑有深度的人这样讲;没有深度的人就根本不这样讲;或者他还有另一种深度,就是要把你消灭掉,或者把你改变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只有忠心地为主作见证,你想求得某种谅解﹑某种妥协,这些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我们也要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教内、教外都是如此。当福州神学院一位姓廖的教师否认马太福音1:18-23时,就遭到该院一位女教师的反对,直至该市许多圣徒口头和书面向宗教事务部门提出抗议,结果就有了关于神学教育的“莫干山会议” :规定神学教育不得违反“使徒信经”。 又如,在桂林举行的一次宗教工作会议上,已经作出一个决议,就是认为一切西方宣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份子,但这遭到延迟到会的罗竹风(他出身于基督徒家庭,曾任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的极力反对,最终使得这一决议被撤除。虽然在这些事上有人的策略性,但我们总也要看见神在背后掌权。

这样看来,关于中国教会前面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我们清楚真理﹑持守见证﹑经历生命的丰富。一方面里面的灵需要刚强起来;一方面外面要有羔羊的灵:温柔﹑有爱心,在社会上作盐﹑作光,以便叫人看到我们的见证是何等的真实。海外的信徒对国内信徒的帮助最要紧的是祷告,其它的帮助有的要打一个问号。举一个例子:有人曾经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用集装箱的方式送到了天津的新港,本是为了解决圣经在大陆的短缺,心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叫国内的家庭教会吃了大苦头。原来,这些书一到天津,就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因为这样大张旗鼓的行动等于暴露自己,结果分发圣经的行踪让公安搞得一清二楚。等到这些货物搬下汽车时,警车就来了,把基督徒全部包围,一网打尽。所有的几吨多的书全都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人被抓起来,名单落在公安人员的手里,名单上的所有教会都遭破坏。

总之,假若没有生命的根基,没有对教会的认识,没有基督荣耀的灵,就不会有中国教会的复活。今天我们考察中国的教会,帮助中国的教会,应当着重生命、真理的方面。如果我们从另外的方面看中国教会或帮助中国教会都不能抓住实质,甚至帮倒忙。如果从实质的方面来帮助,中国教会就会继续刚强。也许海外的教会也需要在这些点上有所认识,否则的话,越搞越是外面的基督教,外面宏大而里面弱小,不能继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关于主在环境上的带领,对此我们需要等候。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要经历更复杂﹑更困难的环境的考验,我们还是不会放弃信仰,也不会反抗政权,甚至不会仇恨任何加害于我们的人,因为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有祂的美意。
最后更新于 2019-04-02 12: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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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真理 | 探讨人生 | 仰望复活 | 备进禧年: (1459_919) 疑似無久,久亦久;一死务救,救易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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